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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8] 教育和习惯都是后天获得性的，不同之处只在于，教育需要知识传授和学习积累，而习惯则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。

[59] 对于儒家道德哲学所作的这种解释，是完全符合儒学精神的，这就是我所说的自然理性，这种自然理性首先是由最原始的自然情感表现出来的。[59]《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》，第146页。

他对情理的重视和强调，更超过传统儒家哲学，特别是宋明理学。只有承认道德情感既是个人的，又有共同性、共通性，既是特殊的，又有普遍性，既是经验的，又有超越性，才能走出康德哲学的限制，回到具体理性的思路上，使道德问题得到解决。这个问题与中西哲学都是有关的。儒家哲学并不是这样处理情感与意志、理知的关系，儒家哲学虽然将意志、理知与情感紧密联系起来，甚至有轻视理知的倾向，但它承认意志、理知是心灵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儒家的情感哲学并不是唯情主义。但他所说的真情，就是现前原有的真实生命。

但是后来，他又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解释，认为中西文化的区别是理性与理智的区别，而他所说的理性，依然是指情感而言的，只是不再强调本能冲动而是主张向上一念之合理性。因此，他得出结论说：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，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。分析本身是一项理智性的工作，西方哲学偏重于理智理性，以形成知识体系为其主要任务（所谓分析方法或哲学方法也属于该体系）。

总之，关于情感的事项，要就我们的知识所及，尽量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[20]。只有承认道德情感既是个人的，又有共同性、共通性，既是特殊的，又有普遍性，既是经验的，又有超越性，才能走出康德哲学的限制，回到具体理性的思路上，使道德问题得到解决。有些学者将意识区分为情感和知性两种，按照这种区分，本无所谓意志。四、理性主义哲学中的情感问题 三四十年代，中国哲学有进一步发展，金岳霖、冯友兰等哲学家运用西方的理性主义方法解释中国哲学，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内观法最大的功能，就是‘自己的认识，而在哲学方法中，就是直觉法。[26] 袁家骅：《唯情哲学》，第23页。

而这种分离，正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。儒家所说的一体，是一种境界，也是一种存在状态，但它承认世界的差别性，有理一分殊之说。[45] 朱谦之：《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》，第78页。仁就是本能、情感、直觉，……理智虽是无私的，静观的，并非坏的，却每随占有冲动而来，因这妨碍情感和连带自私之两点，所以孔家很排斥理智。

正如袁家骅所说：人们呀，你只要体认得你自己的一点真情，你就得到宇宙的本体了。……此人类之所以异于一般生物只在觅生活者，乃更有向上一念要求生活之合理也。林宰平对情感与道德的肯定，并不是全面否定科学，而是为二者划出一个界限，然后使人得到全面发展，至于二者如何结合，他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方法。如果上提而为超越的本心，那就能够解决康德的问题，既能建立道德法则，亦能心悦理义，理义悦心，亦即感兴趣。

这个问题与中西哲学都是有关的。[18] 菊农提出人是情感的动物，这无异于对中国传统哲学（特别是儒、道两家）的人格理论的一次画龙点睛式的提示，而与西方的人是理性的动物、人是语言的动物等说法有很大区别。

在这一点上，他既要回答康德的问题，又要回到儒家的立场，就只能在康德所未注意的心的问题上求解决。[17] 他一方面对情感与知识作了区分，另一方面又把情感纳入知识之下，当知识具有科学方法之后，就更要指导情感，使其程度提高、方向得当。

[31] 袁家骅：《唯情哲学》，第73页。丁文江毕竟是相信科学的，当知识获得了一种科学方法的时候，他认为就能够指导情感。就情感问题而言，则有两部著作问世，一是袁家骅的《唯情哲学》[24]，一是朱谦之的《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其人生观》[25]。至于人生观的问题，比较复杂，其中既有价观值的问题，又有知识论的问题，论战之所以显得混乱，与此也有极大关系。这确是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更加密切了。但是后来，他又作出了更加明确的解释，认为中西文化的区别是理性与理智的区别，而他所说的理性，依然是指情感而言的，只是不再强调本能冲动而是主张向上一念之合理性。

[43] 这种快乐既是美学的，也是道德的，是一种美和善的人生观，与儒家所说万物一体、内外两忘以及无滞著之乐是一脉相承的。这与儒家哲学有很大差别。

由吾人移情万物之审美意识，亦可使吾人于万物之流行变化互相贯通中，直觉－宇宙生命之内部鼓荡而接触神之存在。五六十年代以后，当代新儒家面对西方哲学与科学理性的挑战，坚持本位文化，在陆续建立他们的理论学说的时候，就不能无视理性主义的问题，但是必须同中国的儒家哲学相结合，重新建构新儒学体系。

儒家哲学的特点，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说，理与情，即道德理性与道德情感（不是私欲之情）是浑融在一起的，因而是活的。在高等精神中三者不分离，这也是很有道理的，因为任何认识都不能没有情感作用和意向意志活动，而任何情感的活动也有认识与意志的参与。

而他所说的科学方法主要是指自然科学方法。[53] 冯友兰：《中国现代哲学史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244－245页。要求情感与理性的统一，并以道体现这种统一的诉求，正是金岳霖哲学的特点，是他融合中西哲学的主要思路。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情感哲学 。

他说：中国文化中有宗教性的超越情感。凡有情感的冲动都要想用知识指导他，使他发展的程度提高，发展的方向得当。

二者本来密切相联不离。后者为物观上的理，不妨简称‘物理。

中国人喜讲情理或事理，是活的，所讲的都在人情中。他对情理的重视和强调，更超过传统儒家哲学，特别是宋明理学。

这当然不是丁文江本人的见解，但是，如果按照谁也不能放弃谁的说法，本来是能够得出这个结论的。情感是知识的原动，知识是情感的向导。个人为培养情感起见，应生息于能与自然接触的境遇下，与自然融洽无间，不但使人生美化，亦可窥见宇宙的神秘，领略到超人格活动的意义。[52] 冯友兰：《三松堂自序》，三联书店1984年版，第264－265页。

梁启超的这一看法立即引起大家的重视，很多人相继对此发表见解，互相争论。唐君毅所说的情感，是超越个人私情的宗教情感，将儒家哲学中的情感进一步超越化、形上化了，这也可以视为情感哲学在现代的一种表现。

他所关注的，正是人的理性与情感活动，二者不可缺一。因此，丁文江在《玄学与科学——答张君劢》一文中提出知识与情感的关系问题，试图对人生观下定义。

知识论所关涉的是理智，而哲学（他称之为元学）所关涉的是整个的人[50]。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、或生活之态度，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的金刚圈，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。